“互联网+政务服务”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分析与实践研究

2016-10-18 11:53   霍小军 袁飚

从“互联网+政务服务”及相关概念的辨析出发,阐述了其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电子政务产生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整体政府建设理念的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方法,其关键要素是:与地方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紧密结合,以行政相对人为中心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建立满足新形势下政府治理和政务服务要求的政务支撑平台,政务数据资源的建设完善与共享开放同等重要,加强法规体系保障与配套制度建设等。

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让居民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如果说总理报告中用通俗、简单明了的文字指出“互联网+政务服务”将成为目前电子政务建设的主要内容,那么随后发布的《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为《方案》),从国家层面对“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实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性方案,足见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总理的报告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热议和追捧。由于政府信息化及电子政务具有政策导向性强的特点,地方政府在众多不同角度的解读中,难免对“互联网+政务服务”产生“概念易懂、无处下手”的现象,亟需概念上的澄清,正确认识其本质。

一、正确理解“互联网+政务服务”

从“互联网+”到“互联网+政务”,再到“互联网+政务服务”,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互联网+”战略正由概念层到执行层,逐步细化,在电子政务领域落地开花。

(一)“互联网+”系列概念的辨析

“互联网+”从概念提出到现在写进国家行动计划,经过专家、学者、官员的解读和实践,已经深入人心。就其本质特征,可简而言之总结为“连接和数据化”,这两个词具有确定的顺序,连接万物,方能获取数据、利用数据。

“互联网+政务”是指政府面对“互联网+”时代经济社会基本状况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管理、服务和基本秩序管控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做出相应调整、形成相应的制度机制和组织体系。[1]“互联网+政务”是“互联网+”与电子政务的深度结合和产生的“化学反应”,是用互联网的思维、方法和模式来逐步影响和改善电子政务现状,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互联网+政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互联网+”战略在电子政务领域最为直接和朴素的体现和应用,是互联网思维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实践与探索,也是政务服务体系的“升级与重塑”,是实现“为群众提供公开透明、高效便捷、公平可及的政务服务”的重要环节。[2]具体而言,它是基于并充分利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通过集聚政府资源,建设统一开放共享的政务服务平台,将涉及政府对公民、法人、社会团体提供服务的政务事项进行整合重构,对政府传统的管理理念、职能结构和运行方法进行整合重构,进一步优化调整政府内部的组织架构、运作程序和管理服务手段,提升政府的综合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建立政务服务的新发展观。[3]

(二)正确理解“互联网+政务服务”

地方政府要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正确理解“互联网+政务服务”,避免“落入”认识误区。

⒈避免落入“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认识误区

腾讯研究院政务服务课题组认为,“互联网+”为政务服务带来的是移动化、服务化、一体化和泛在化。[4]这是基于移动端应用的一种视角。网上政务大厅的简单升级不能称其为“互联网+政务服务”;简单的移动端手机应用更不能称其为“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社区不能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划等号;只强调网上办事服务大厅的建设,忽视实体服务的完善,是对“互联网+政务服务”片面的认知;而忽视线上服务建设,只强调实体大厅建设,更是不合时宜的倒退。

从服务对象角度观察,“互联网+政务服务”是面向包括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社会团体等在内的行政相对人的服务;从服务内容来看,包含了以行政相对人为中心的政府行政活动和服务涉及的所有内容;从服务形式上,包含了线上的虚拟政务服务大厅和线下实体的政务服务。依据新公共服务理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互联网+政务服务”起源于公共服务,但为公共服务注入了新的内容、丰富了形式。

⒉需要解决的仍是数据共享难的“老问题”

《方案》中提出的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促进部门间信息共享,是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重要内容。推动部门间政务服务相互衔接,协同联动,打破信息孤岛,变“群众跑腿”为“信息跑路”,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办”,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5],揭示了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是制约“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成功的主要因素,政府部门数据共享难也是电子政务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⒊新形势下“自下而上”的一种倒逼

“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别于一站式服务,是更高阶段的政府服务创新。它是在互联网时代中,基于作为服务对象的广大互联网用户对政府服务原生的诉求,迫使政府对所提供服务的形式、内容、效率进行深入调整和优化,以期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这种自下而上的原生诉求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以及大数据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的一种“水到渠成”。

这种自下而上需求的提出与传统政府治理的自上而下形成鲜明对照,并会在一段时期内对政府部门人员产生思维上的混乱。政府部门人员一方面要充分借鉴互联网技术和经验,具备互联网思维;另一方面,政府信息化的顽疾仍然存在,如何学以致用来解决遗留问题,显得信心不足、措手不及。

⒋“互联网+政务服务”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服务

“互联网+政务服务”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服务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将会对地方政府的政府治理和电子政务架构产生深远影响。“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成功是整个政府改革联动的结果。

地方政府的职能不仅仅是服务,还具有政务管理的职能,政务管理和政务服务密不可分,任何孤立地寻求单点突破对于新形势下的地方政府治理改革都是不彻底的。总理提出的对政府服务的要求,只是现阶段各级政府所应关注的问题和工作的目标;同样,政府的治理水平现代化也是政府长期肩负的使命。地方政府政务服务面临的正是落后的政府服务水平同日益增长的互联网用户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

在新的形势下,地方政府的大部制改革及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地方政府也不能为了做互联网而做互联网。地方政府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既要看清时代的发展趋势,了解服务对象的变化及其需求,更不能忘记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治理职能,要将政府的治理目标同现阶段的服务目标结合起来。

二、“互联网+政务服务”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

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是政府的长期目标,法治政府建设是中国的长期国策和立国之本。地方政府的政务服务活动必须要遵循和适应自上而下的法治要求、权力透明以及标准化等要素,在开展过程中会涉及大量的行政管理相关事务和活动。因此,与其将“互联网+政务服务”作为新生事物,不如将其看作是在以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主要目标的新形势下政府的一种主动适应和自我改变。

(一)治理目标避免单一和片面

“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实现,但地方政府治理还应体现法治政府、协同政府治理的目标。地方政府在开展政务服务的同时,要确保政务服务的合规性、公平性、公开性和普适性。这些都是单一治理目标无法实现和规约的。在现阶段条件下,地方政府应以法治与服务并举作为治理目标。

(二)治理领域更加宽广

传统政府治理主要强调行政管理领域的治理,由“互联网+政务服务”所引发的政府治理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将治理的领域和范围延伸至政务服务领域,甚至更为广泛的社会化服务领域,使得“互联网+政务服务”外延更加宽广,政府治理的内容更加丰富。在现阶段条件下,地方政府的治理领域涵盖了政务服务和政务管理领域。

(三)治理结构的综合变革

“互联网+政务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触发”了地方政府的大部制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种对于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变革多是基于“行政三分”的原则,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操作权在本级行政实体内进行划分,是本级政府行政体制内的“三权分立”。

治理结构的变化还体现在编制办公室、法制办公室等以政府规制制定为主要职能的机构职责强化方面,通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清单建设,地方政府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权责边界,以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能做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以责任清单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以负面清单明确对企业的约束有哪些,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6]

(四)治理机制亟待优化

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是流程、手段和主体等多要素的综合应用,面临新的形势,在治理领域、对象、结构和内容等均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形下,治理机制也亟待调整和优化,这种由“互联网+政务服务”引发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的调整和优化也是解决传统治理中存在问题的良好契机。这种治理机制的调整和优化首先应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在整体政府建设及整体性治理过程中取得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果,通过机构变革、业务流程重组和优化,基于新型电子政务架构,运用大数据分析手段,逐步实现治理过程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自动化、透明化等,创造涵盖政府、社会和公众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的有利环境,为最终实现以公众为中心的电子化治理奠定基础。

三、“互联网+政务服务”作用下的地方政府电子政务架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实践行动对地方政府电子政务架构产生深远影响,这既是缘于“互联网+”技术趋势的推动,更是因“政务服务”含义扩展,由它们二者产生的“化学反应”催化而成。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中的电子政务架构应包括数据共享机制、互联网思维的平台等要素。

(一)“信息多跑路”中的数据共享

数据共享难是电子政务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也是关系到“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成功的重要前提。从长远来看,基于政务数据分类、以数据共享为主要特征的电子政务架构应包含同政务基础信息数据库、业务数据库、物联网数据库以及互联网数据库的共享与交换。其中,政务基础信息库包含原有的四大基础库(法人、人口、空间地理信息以及宏观经济数据)、电子证照库、社会信用信息库、行政权力库、政务标准库以及政务行业基础信息库等。在《方案》中,国家对于电子证照库的互认、共享和管理提出了较高要求:“一号”申请是基于行政相对人统一身份认证、经身份认证的相关证照信息的互认和共享;“一窗”受理和“一网”通办,也是建立在政务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的后端整合平台之上的一种虚拟网络空间与物理实体空间的连接和映射。

(二)借鉴互联网思维的平台导向

对于已经迈入云计算阶段的地方政府来说,“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架构应更强调平台导向,要基于云计算成熟的IaaS设施,由具有弹性收缩、资源隔离、自动恢复等特性、运用容器和组件技术的内核和可扩展的安全受控的能力单元集组成,业务功能或应用插件通过接口和服务调用的方式来消费平台能力。

(三)支持规则引擎和流程引擎

规则引擎主要用于政府规制、行政活动中的行政权力、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绩效考核和作风效能考核的监察指标,以及政务标准化流程预置数据等信息的解析、支持和应用。流程引擎为政务服务中的事项审批、便民服务、备案等诸多业务应用提供工作流服务,为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创新政务应用,提供业务流程管理(BPM),为业务流程的重组提供灵活配置和个性定制服务。规则引擎的原型基础是元数据驱动模型。通过规则引擎,得以实现政府规制及各项治理要素在基于电子政务的政府行政活动和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贯彻和落实。通过流程引擎,得以实现复杂政务服务流程的灵活定制、可靠运行和全程监控。

(四)“云移物大”驱动线上与线下“虚实结合”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架构既是对以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应用,也须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完善线下载体服务的架构支撑。线上的全天候服务应成为未来建设的主流和重点,线下的“最后一公里服务”以及适合不同人群的服务载体,应在信息系统支撑、数据打通的基础上,逐步依托广泛的社区服务站(点),为企业和百姓提供就近的线下服务支持。线上与线下的服务是通过数据连接起来的,无论是网上办事大厅,还是实体政务服务大厅的排队系统、智能导服系统、自助查询系统以及众多的叫号机、显示屏、触摸屏、高拍仪等设备,都需要尽可能地与线上服务大厅无缝连接,做到“虚实合一”。

四、基于整体政府建设理念的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思路

地方政府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既是“互联网+政务”的重要内容,也是现阶段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建设的主要方向。基于整体政府建设理念,阐述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思路,即地方政府应坚持法治与服务并举的原则来构建整体政府(the whole of government),这是地方政府整体性治理的典型实践,也是符合整体政府理论中“内、外、上、下”四个联合子集的定义。[7]基于整体政府理念和整体性治理范式,能有效解决地方政府长期存在的政府组织功能碎片化、公共服务裂解化以及信息系统孤岛化等问题,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便利、快捷、无缝集成的一体化服务。

(一)与地方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紧密结合

地方政府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应同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为代表的“简政放权”的行政体制改革有机结合。

⒈坚持“行政三分、审管分离”的原则,实现面向服务对象的综合机构改革

由于“行政审批局”模式面临“授权不充分,与原审批部门职责划分不清晰;并非所有审批权均适合转移至行政审批局;打破纵向间政府关系,横向协调难度大”等困境[8],而且只有行政审批的改革,不能带动执法和监管的改革,在审批权集中后,很难做到预期的、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单纯的“行政审批局”模式已然不适合地方政府的发展需要。基于整体政府的建设思路,为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应坚持“行政三分、审管分离”的原则,实现面向服务对象的综合机构改革。由编办确定行政机构的职能、规模和主要权责,由法制办依据法律确定部门所拥有的行政权力,将原有职能部门的审批、执法、市场监督权剥离,集中到统一的行政审批、综合执法、市场监督等新的机构,新机构与同级剥离职能部门通过资源转移、组织改革和组织建立等三个过程[9],完成面向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行为活动集中的新机构的建立和职能的确立,原有部门向规划决策、部门联络、过程监管等职能的转变。地方政府的监察部门既要全程监督上述过程,也要全程监察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

⒉重视与强化机构编制、法制和标准化的制定工作

应重视与强化机构编制的工作,提高编制管理水平。地方政府编办承担了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岗位设置、人员和领导配置的方案制定,是“简政放权”中“简政”工作的重要领导机构。在新形势下,责任清单的编制成为编制办公室的主要职能,责任清单清楚地定义了政府部门必须承担的责任、必须的作为以及部门的“职责边界”,是通常所述“四张清单”的基础,也是政府开展行政活动的前提。

应重视和加强法制办和标准化办公室的工作,法制办公室在所负责的行政权力清理过程中,既要依法“清权、减权”,也要服务于业务应用,与时俱进,依法“制权”,法制办是“简政放权”中“放权”的重要实施者。在权力清理过程中,对于实体性行政权力和程序性行政权力的定义和划分,行政权力清理的动态化和常态化,行政权力项的衍变等,将成为新形势下法制工作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公共服务的标准化是地方政府标准化工作易于开展的领域,在新形势下,地方政府标准化工作应从地方政府的整体政府视角去对待,统一标准体系的建立、标准化流程开放框架的确定,与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契合和集成,政务服务关键流程的识别以及贯穿政府管理和服务完整流程及信息供应链的标准化改造等,都是标准化部门要直面的挑战。

⒊重视新形势下机构变革与业务流程重组的常态化

“互联网+政务服务”对地方政府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产生深远影响,以“简政放权”“弱化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以及“一枚公章管审批”等为目标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地方政府同步进行机构变革和业务流程重组。以此为契机的行政体制综合改革,也将随着“互联网+政务”的开展而持续深入,这种新形势下的机构变革和业务流程重组将会更加频繁,是地方政府治理的一种“新常态”,也必将成为地方政府新时期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驱动力。

(二)以行政相对人为中心来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

“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应以行政相对人为中心,这既是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基本标志,也是行政交互环境产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结果,还体现了法治政府建设的鲜明特征。围绕该中心,地方政府通过构建线上网上政务服务大厅和线下实体服务中心“虚实结合”的新型政务O2O模式,基于行政相对人的需求,进行服务供给侧的改革。网上政务服务大厅是基于政府后台服务汇聚、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的面向行政相对人的统一的数据空间、办事平台和服务空间。线下实体服务则是对行政相对人进行细分,将面向法人的服务逐步集中于街道、区、县的政务服务大厅,将面向自然人的事项办理和服务按照就近社区服务的原则,逐步分散至社区服务中心(站),使之更加接近服务对象,从真正意义上做到“一网通办”。地方政府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既要克服用互联网解决所有问题的浮躁妄想,也要及时防止“敝帚自珍”的落后办事实体的继续投入和重复建设。

(三)按照责任域划分的政务服务与政务管理领域

政务服务和政务管理是地方政府主要的职能领域,也是开展行政管理活动和公共服务活动所依据的责任域。责任域明晰了政府内部的管理边界,也清晰地界定了服务的边界、应用的范围和数据的权属关系。政务服务和政务管理领域通过流程和数据连接起来,二者保持了灵活的“松耦合”。这种划分有利于政务服务领域在政府服务的业务、内容和机制等方面,充分借鉴互联网模式的经验,运用互联网思维,取得多元参与的快速发展。政务管理领域则兼顾电子政务的发展,对传统的政务应用系统实现应用集成和数据共享的完善与改造。

责任域的划分将直接影响电子政务总体架构设计,也深刻影响数据架构和数据治理的内容与方向。从数据流向看,以行政相对人为中心的应用数据经历了权属关系的变化,由政务服务领域的行政相对人所属到政务管理领域的政府部门所属,再到结果返回数据的共同所有,责任域的划分首次清晰描述了数据权属关系变化。

(四)建立满足新形势下政府治理和政务服务要求的政务支撑平台

基于责任域的划分,地方政府的电子政务架构适合采用“一体双核”架构,“双核”是指两个不同责任领域的支撑平台。政务支撑平台由政府服务支撑平台和政务管理支撑平台组成,前者侧重于对作为服务对象的行政相对人用户的多租户支持,包括数据空间、应用授权、个性化定制、表单服务以及移动应用支持等能力;后者侧重于适合政府应用集成的工作流服务、消息服务、数据服务、统一组织机构目录、统一用户身份认证服务、移动应用支撑等能力。政务支撑平台是通用的平台框架,也是支持扩展的能力单元集合。

政务支撑平台既体现了先进技术和理念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也充分考虑到电子政务的行业特点和发展现状。政务支撑平台的建设和发展首先用于解决电子政务中制约“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不符合新形势发展需要的长期存在的问题。其次,能够适应和满足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流程重组、职能转变等与上层建筑变革相关的常态化需求。最后,满足地方政府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的创新政务应用的要求,提供跨部门业务流程、身份认证、数据治理、安全等服务。

(五)政务数据资源的建设完善与共享开放并重

包括《方案》所述电子证照库、社会信用库和行政权力库等在内的,作为政务信息资源基础数据的政务基础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和完善,仍是电子政务建设的重中之重。随着行政体制改革和“互联网+政务”战略的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分类也将“与时俱进”,政务基础信息数据库的组成也将“与数俱进”、动态扩展,而政务数据资源的建设和完善仍旧是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政府部门、政务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成功的条件,对于“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中过程数据的开放,有学者认为在不损害国家安全、不侵犯个人隐私、不泄露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开放审批数据资源,实现社会化应用,应成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和创新发展的一种新型服务模式和服务形态;同时,“与数俱进”还将极大地促进地方政府治理状况的改善和治理能力的提高,增强区域竞争力。[10]然而,这种观点在目前阶段尚不具备可行性,行政审批过程中的数据的确能较为准确地反映行政相对人某次消费行政权力的过程,属于行政相对人的“消费行为数据”。一方面,由于现阶段“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瓶颈在于政府后端服务平台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需要政府部门集中去攻克和解决;另一方面,作为中间数据的审批数据资源,在数据价值上有待发掘、尚未成熟。因此,电子政务数据共享和开放首先要在有效的管控下,这也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较为有效的途径;其次,要在政府部门或电子政务范畴内实现数据共享;最后,在共享基本实现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数据开放。数据共享和数据开放是电子政务不同发展阶段的要务。

(六)加强法规体系保障与配套制度建设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实践,离不开法规体系的保障和配套制度的建设,从中央到地方的“简政放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尽快确立行政体制改革后的法律地位,这也是落实《方案》工作中法制先行的重要举措。在权力清理过程中,同样需要依法执行,在地方,凡涉及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审批事项的调整或取消,也必须遵循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修订、废止程序的规定,通过修订、废止相应地方性立法的方式实现。[11]

配套制度建设是为了配合地方政府实际工作的开展而建立的一系列制度、规范和标准,包括成体系的与政府业务相关的业务管理制度、监管制度、决策制度等,与电子政务建设相关的项目管理制度、管理办法、技术标准、技术规范、运营流程和运维管理制度体系等,与“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相关的面向行政相对人的服务条例、服务指南、投诉制度、应急处理管理办法以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办法等。

(七)持续运营与运维

传统电子政务建设的以项目交付为代表的运营和运维模式已经不满足“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要求。“互联网+政务服务”应在充分借鉴互联网平台卓越的运营和运维经验的基础上,由专业、稳定的团队持续运营和运维。这既是出于面向行政相对人政务用户体验不断提升的需要,也是积极协调、整合、汇聚政府服务部门资源,提供融合服务供给的考虑。“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中的运营和运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运营团队既服务于外部用户,提高用户的使用黏度,进而提升客户满意度,也服务于政府部门之间,承担行政权力目录和公共服务目录的维护,努力增加服务的供给,提升服务的水平和效率。运维服务可充分地借鉴互联网运维经验,引入开发与运维相结合的DevOps工作模式,满足政务服务持续改进和服务不中断。

运营和运维团队的选择是新形势下电子政务建设模式所面临的挑战之一,目前条件下政府项目支出必须通过政府采购的模式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但采购的流程和方式需要更加科学、更加透明,体现公平竞争。加强对采购流程的深度监管,提升监管水平也是政府财政和监察部门的重要职责。此外,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中的透明、公开理念,让广大用户参与到监督过程中,胜过更多的手段和工具。

五、结语

“互联网+政务服务”不仅仅与政务服务相关,事实上也涉及政务管理,与地方政府整体性治理息息相关;“互联网+政务服务”不仅仅是互联网应用技术的实现,更是深层次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步实践;“互联网+政务服务”是“互联网+”战略与电子政务深度结合的“化学反应”,预示并决定了电子政务的建设发展模式也将发生变化。如果将《方案》中的“一号、一窗、一网”看作“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短期目标,“让群众少跑腿、让信息多跑路”则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长期目标,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后向东. “互联网+政务”:内涵、形势与任务[J]. 中国行政管理,2016(6).

[2]胡坚波.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的实施方案》解读[EB/OL]. (2016-04-27) [2016-07-24]. http://news.xinhuanet.com/info/ttgg/2016-04/27/c_135317098_3.htm.

[3]王路燕,朱娇娜. 迈向政务服务4.0:“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终极愿景[EB/OL]. (2015-11-11) [2016-07-24]. http://www.echinagov.com/view/comment/121.html.

[4]腾讯研究院. 互联网+政务服务:跨越“认同感”,走向“参与感”[EB/OL]. (2016-03-31) [2016-07-24]. http://www.echinagov.com/knowledge/CIO/43865.html.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S/OL]. (2016-04-26)[2016-07-24].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4/26/content_5068058.htm.

[6]郭智. 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及措施[J]. 人民论坛,2016(11).

[7]霍小军,朱琳,袁飙. 新形势下基于电子政务的地方政府整体治理模式初探[J]. 电子政务,2016(3).

[8]宫剑,龙海波. “行政审批局”:改革模式的地方探索[J]. 中国经济报告,2016(5).

[9]宋林霖. “行政审批局”模式:基于行政组织与环境互动的理论分析框架[J]. 中国行政管理,2016(6).

[10]艾琳,王刚. 行政审批数据资源开放的实践思考——基于“一站式”政务服务的数据治理[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2).

[11]王克稳.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及其法律规制[J]. 法学研究,2014(2).

作者简介:

霍小军,男,苏州工业园区计算机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电子政务、云计算、IT治理等。

袁飚,男,苏州工业园区计算机信息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本文刊载于《电子政务》2016年第10期,转载引用请注明。参考文献引用格式: 霍小军,袁飚. “互联网+政务服务”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分析与实践研究[J]. 电子政务, 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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